中华美学精神在民间文艺的土壤中生生不息——“中华美学精神与‘一带一路’民间文艺传承”高峰论坛在宜昌举行

“中华美学精神与‘一带一路’民间文艺传承”高峰论坛开幕式现场

　　本报讯 10月14日至17日，中国民协、三峡大学与湖北民协在湖北省宜昌市联合举办“中华美学精神与‘一带一路’民间文艺传承”宜昌高峰论坛。

　　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邱运华，中国民协副主席刘华，中国民协国内联络部主任侯仰军，三峡大学校长何伟军，宜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冉锦鹏，湖北省民协副主席鄢维新，宜昌市文联党组书记黄尚荣等出席开幕式。萧放、邹明华、郑土有、杨明康、周伟平、曹志辉等来自全国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

　　“中华美学精神与‘一带一路’民间文艺传承”宜昌高峰论坛是继2015柯桥高峰论坛以来，中国民协继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又一次新的探索和实践，有助于进一步为建立在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和民间智慧支持。

　　高峰论坛期间，专家学者围绕中华美学精神与“一带一路”上的民间故事、“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华美学精神与民间习俗、中华美学精神与民族民间乐舞等多个主题展开深入讨论和交流。邱运华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华美学精神不仅出自民间文化，还依托民间文艺来传承，这一特点为我们构思“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萧放为我们审视中华美学精神与民间文艺传承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将乡土的审美经验和审美理想还原于日常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邹明华作总结发言，指出本次论坛主题讨论涉及多个学科，有助于多角度分享研究成果，对于中华美学精神与民间文艺传承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和指导意义。

　　（周利利）

　　传承中华美学精神

　　民间文艺大有可为

　　□ 邱运华（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宜昌是一座拥有悠久灿烂文化的历史名城，素有“三峡门户，川鄂咽喉”之称。水道东连荆汉，西通巴蜀；陆路南接三湘，北往襄阳，是著名的商埠。所辖的5县、3市、5区，又分布于鄂渝交界的长江两岸，为汉族和土家族、回族、苗族、满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故而宜昌民俗不仅具有浓厚的楚、巴遗风和汉、土色彩，还具有强烈的多元性和流变性。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文艺作品里许多名篇都记录了宜昌所辖区域的地名。正因为如此，在宜昌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宜昌保留了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传承下来丰富的民间习俗，很早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之乡”“中国民间版画之乡”。近日，宜昌市举办2016首届“文化力量民间精彩”社会文艺团队展演，从7月10日正式启动，历时3个月，遍及12个县市区，得到了广大群众文艺爱好者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支持，在全市迅速掀起群众文化活动的新高潮。短短100多天，近20场各级展演，500多个节目，参演群众突破万人，集中展示宜昌市最新最优的群众文艺创作成果，突显地域文化特色，突出把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百姓身边，让百姓参与专业舞台演出，更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多、更好、更实在地分享到了公共文化发展成果，建立文化自信，真正实现了汇集文化力量、搭建百姓舞台、展示民间精彩的目标。这一系列的卓越工作，表明宜昌市委市政府具有长远的文化战略眼光。

　　三峡大学是国家水利部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共建大学，是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经过历届学校领导的努力，已经建设成为学科齐全、水利电力特色与优势比较明显、综合办学实力较强、享有一定社会声誉的综合性大学。特别是围绕三峡区域的科技、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研究领域，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研讨中华美学精神与“一带一路”民间文艺传承问题，就处在中国历史上东西部、南北部文化交界点的心脏和要塞。在这里研讨这个问题，仿佛与来自中国北方文化的孔子、孟子，与来自南方的老子、庄子进行思想交流，与来自巴蜀的、吴越的、三湘大地的、秦岭陕甘的，乃至岭南的文化相交流，与通过宜昌走向大西南的各兄弟民族的先哲们超越时空而神会！身处宜昌，有八方文化汇聚、神交之感受！

　　众所周知，中华美学精神诞生于民间文艺的土壤上。我们祖先创造的美学文化，不是诞生在朝廷，不是诞生在教堂，也不是诞生在大富大贵的贵族之家，而是诞生在民间，是民间文化的儿子。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一个重大区别。我们都知道，西方文化来自古代希腊和拜占庭，希腊的贵族学园与拜占庭的宗教教堂共同哺育了西方文化。希腊文化的缔造者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具有高贵的贵族血统，与贵族元老院、与亚历山大宫廷有密切联系，甚至这一经历成为西方文化自傲的性质；而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统治，则成为西方文化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经历。但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都出生于民间、底层，他们是在野而不是在朝，我们的孔子（私塾教育家）、孟子（平民出生，私淑孔门后裔）、老子（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周守藏室之史）、庄子（蒙人，周尝为蒙漆园吏），我们的墨子（农民出身的哲学家），我们的阴阳家们，我们的周易、八卦以及算术、农学、医学、冶金学等等，最后，我们的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例如提出系统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刘勰，都出自民间。真正是文化领域也可以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给中华文化带来灿烂文化种子和文艺美学系统的思想家，都来自民间，而且来自宫廷文化处在崩溃边缘时代的民间文化。这赋予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以深厚的底层色彩。同时，上述中华民族文化的奠基者，都身处社会、政治和正统文化崩溃的危机时代，他们在这一时刻担当起重整中华民族文化大厦的神圣职责，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里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意识。

　　中华美学精神是这一文化的最鲜明的体现者。她诞生于民间，同时还依托民间文化和丰富多样的民间文艺来传承。从《诗经》《楚辞》到汉乐府，从南北朝时代的民歌、到唐代新乐府、宋代的词、元代的曲、到明清时期的小说，无论哪一种达到思想和艺术高峰的文艺品种，都来自民间，可以说，正是民间思想文化和艺术力量的滋养，为每每处在危机境地的中华美学思想带来的新的滋养，促使她获得新生。中华美学精神不仅出自民间文化，还依托民间文艺来传承，这一特点为我们构思“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路。大家知道，孔子比较系统提出了中华美学思想，为了传达自己这一思想，他更是将“礼、乐、射、御、书、数”这传统的“六艺”灌注了儒家美学文化精神，作为文化传承的基本手段。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谓“通五经灌六艺”，不是仅仅通过思想、学理、知识教育可以达到的，还必须借助文学艺术的途径。通过中国文化数千年的传承历史，面向未来的文化传承道路，我们民间文艺是不是大有可为呢？实际上，无论是传承中华美学精神，还是传播中华文化，仅仅依靠语言、文字媒介，是不够的，甚至是难以见效的；而最为直接和便捷地沟通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和不同区域的人民，唯有艺术，而艺术之中，民间艺术由于诉及人类普遍的日常生活、借助最简单的物质材料、采用最共同的朴素手法、表达最基本的理想和情感，因而，最能够直接为各民族和各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所理解、所接受。这不是民间文艺大有作为的时机吗？

　　中国民协一直致力于民间文艺的研究、传承、交流和发展事业，致力于为传承、发展和繁荣民间文艺搭建平台作为自己的责任，一直把推进各省市自治区的民间文艺事业作为自己的使命。我真诚地祝愿我们的研讨会在为探索中华美学精神和民间文艺传承和传播方面取得新的更大的成果。

　　古村落是珍藏中华美学精神的富矿

　　□ 刘 华（中国民协副主席）

　　丰厚的村落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性文化。古村落中存储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寄寓着丰富而微妙的情感和理想，沉积着民族民间的精神和观念。

　　一、古村落形象表达了中华美学精神的要义，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审美价值观。

　　重视建舍的传统习俗，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亲和自然的审美价值观，它来源于人类基于生存需要而产生的避凶趋吉心理和人们代代相传并不断丰富的生活经验。

　　膜拜天地、尊崇自然的情感，成为古村落建筑及其装饰理所当然必须遵从的艺术法则。建筑虔敬地仰望着天——为了避免建筑造型的僵硬冷峻，在江南古村落最常见的是飞檐翘角的处理。比如，在祠堂、戏台大面积的瓦檐上，飞檐翘角和龙吻、脊兽等装饰构件，构成了丰富变化的曲线，显现出紧贴大地的稳重和温存。

　　二、古村落生动演绎了入世与出世双修的人间情怀，用优雅、诗意的生存格调证明：中华美学精神植根于现世人生的沃土。

　　古村落钟情于由青山、碧水、茂林构成的村落环境，这种闪烁着理想光彩的环境观，也是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反映。历史上有许多仕宦文人或因党争纷乱、官场失意而隐遁山林，或因外族入侵社会动荡而逃避现实，或受禅宗道家思想影响而纵情山水，表达着对幽雅宁静高远的人生境界的迷醉，形成了既充满自然意趣又富有人格力量的隐逸文化。历史上隐逸文化反映出来的独特社会理想、人格价值和审美情趣，对民间的影响不可小觑。

　　三、古村落充分展示了中华美学精神的营造意象与追求意境的艺术表征。

　　人们对山水景致的选择过程，是一个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的遇合过程，支配着人的还是自己的情感。寻常的自然景物，因为获得了人的精神寄寓，仿佛灵神附身。人们虔诚地相信，它们就是自己命运的吉祥物。

　　村庄所迷恋的幽曲，则生动地反映了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审美心理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给民间建筑留下了与生俱来的鲜明胎记。既迎合了人们讲求含蓄隽永的审美心理，也呼应着人们内敛自持的集体性格。

　　四、古村落作为人们生活起居的窠巢，堆砌着驳杂的民间信仰和崇拜，铺筑着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精神追求和人格理想。

　　一幢雕梁画栋的老房子，往往就是一座吉祥文化的陈列馆。人们在组织纹饰图案时，有的是求物象的谐音意义，有的则是取物象在民间信仰与禁忌、神话传说、诗词歌赋中获得的观念意义。自然形态的鸟兽动物、花卉树木是雕饰的重要图案，建筑装饰成为人们抒写心志、寄寓理想的最好载体，同时，也成为彰显宗族、凝聚人心的美妙形式，它们与建筑一道，塑造了村庄的历史形象，显示出宗族令人自豪的文化风度，并共同经营着凝聚族人、催人进取的精神氛围。　　

　　“一带一路”与中国西南跨界族群音乐研究

　　□ 杨民康（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一带一路”诸路线中，“西南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由三大干线组成，主线全长6000多公里，在云南省境内的多个区段里，分布着不同族群的人口及文化。在接近边界的南传佛教传播区域，以掸傣族群为主，同时还分布着属于苗瑶、藏缅语族及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不同族群。这种族群及文化分布的态势，一直延伸到邻近的东南亚诸国境内。

　　目前学界的共识是，“一带一路”是一个“宗教、教育、文化的路带”。我们在相关研究中要树立起“本位出发、由内向外”的战略眼光，以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分布为基本界限，对这一地区进行内圈、外圈的基本划分。其中，内圈以主要分布在中南半岛的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以上国家人口多数信仰南传佛教）以及越南等陆路诸国为主；外圈则以位于马来群岛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上国家人口多数持有伊斯兰教信仰）、新加坡和菲律宾（多数持有基督教信仰）诸海岛国家为主。与此同时，还可对云南与周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加以内层和外层的再次区分。

　　内层：云南与周边傣仂亚佛教音乐文化圈与文化丛

　　云南与周边傣仂亚佛教音乐文化圈，从地理上包含云南西双版纳景洪、缅甸景栋、泰国清迈和老挝琅勃拉邦等沿湄公河流域分布的4个传统的掸傣族群文化及南传佛教分布地区。

　　外层：缅、泰、老、柬各国都市与中心城镇地区

　　从傣仂亚佛教文化圈向外走，便是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周边国家的各大中心城市，此即云南与周边东南亚国家佛教文化圈的外层。从传统表演艺术上看，在这些属于“外层”，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东南亚国家的城乡地区，便自古流传着兼具印度化、佛教化的一般风格与本土语言文化风格的古典戏剧、宫廷舞蹈及以围鼓、围锣等为代表的乐器、乐队及较为复杂、精致的传统器乐表演体系。

　　从内圈与外圈的关系上看，如今分别隶属傣仂亚佛教文化圈的云南与周边的4个地区，除了在其古代历史上，曾经相对于中、缅、泰、老各国中心地区及主流文化层来说是边缘地带或亚文化层之外，彼此之间具有相对而言的长期、稳定、一致的宗教和民族文化形态及本土小传统特征，即横跨于上述几个国家之间，起到文化衔接与过渡作用的跨界族群文化单元。如今，在现代国家体制及边界国境的区隔下，这类跨界族群居民中留存的原生的族性文化认同因素，仍然起到沟通历史文化情感和有利于消弭边界、族群争端等重要的功能作用。

　　中华美学精神的民间向度

　　□ 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以来，“中华美学精神”成为学术研讨的一大热点，美学界、文艺学界、艺术界的相关学者往往将中华美学精神的承载者化约为中国古代经典文本、主要思想家和文人艺术，而忽视了民间向度和民族向度。实际上，中华美学精神是一个高度凝练和十分复杂的范畴，它与中国社会的多元性以及中国文化的丰富性息息相关。我们在谈论中华美学精神时，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关注中国民间的、小传统的美学精神。相比文人士大夫的美学和文化，中国民间有着颇为不同的审美传统，其美学精神很可能与儒家精神有着巨大差异。著名学者刘锡诚曾指出：“在民间，在占中国幅员比例很大的广大的领地里和众多的人口中，特别是那些边远的地区，人们的行为模式，并没有多少，或压根儿就没有受到什么儒家的影响，在那里，被学者们称为‘小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倒是地地道道的‘大传统’。”

　　第二，民间同样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要从艺术地理学和审美地理学的角度，关注到中国民间美学的地域性和差异性。比如巴楚文化，在历史上，有着迥异于以儒家为核心意识形态的中原文化。

　　第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因其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历史流变、文化传统存在巨大差异，他们的宇宙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也就有着显著不同。所以，在探讨中华美学精神时，需要关照到不同民族的美学精神的差异性和丰富性。

　　第四，中华民族有着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国文化是一个连绵不绝的统一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大传统与小传统、朝廷与民间、文人与民众、民族与民族，其社会与文化始终处于互动、涵化与交融之中，从而有可能形成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文化理念与美学精神。

　　在具体研究中，可以借鉴人类学的方法，在广泛获取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比较、提炼、归纳，得出能为大家广泛认同的美学精神。我们对中华美学精神的民间向度的强调，丰富并深化了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从而为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发展留出更大空间，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农民画：

　　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

　　继承和延伸

　　□ 郑土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农民画发端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下形成的独特艺术门类。它继承了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如剪纸、刺绣、漆画、灶壁画、木雕等的元素，经过了传统民间艺术的“现代转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成为当下美丽乡村建设中的重要载体。

　　国家的文化政策、文化运作机制既是农民画产生的原动力，也是农民画发展嬗变的推动力。农民画创作者的主体是农民，各农民画画乡作品的艺术个性源自各地传统民间艺术的差异。这些传统民间艺术均孕育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农耕社会。因此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中国传统审美观念、审美理想、美学精神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农民画作品中得以呈现。

　　一是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中国农民画前期以漫画和写实的风格为主，后期则大量吸收借鉴了传统民间艺术的元素，均表现出在几千年来中国农耕文明基础上形成的积极向上、乐观的一种生活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力量和作用就能充分体现，人们的着眼点是现世而不是来生，从而萌发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二是忌缺尚圆的美学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追求圆满、注重完整。农民画往往通过多视角的手法达到对形象的完整呈现，在造型上表现出“总括性造型”的特征，农民画构图饱满，几乎没有空白，不留余地；如上海金山的《贺新年》，画面上有四十多个人物，服饰鲜艳，汇聚在村子的中央空地，互贺新年，将江南农村春节期间的热闹场景淋漓尽致地呈现在画面上。

　　三是“画由心生”的心理表达。农民作者在创作中尊重自我心灵要求，按照自我理想重新安排外部世界的现实秩序，赋予它们以某种新的存在形式。完全从自己的爱好、兴趣和理想出发，画自己头脑里的东西，无拘无束地表现自己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理想。这种朴素的审美意识并非画家个人的创造发明或是心血来潮，而是来自农耕文明的传统。

　　农民画综合地沿袭了传统民间艺术中强烈的生命信仰精神、特有的艺术功能和独特而古老的语言表达方式，在艺术风格上保持了“民间”的本色，延续了“民间”的思维定势，以一种最本真的形式呈现着中华传统的美学精神。